张克南把他的全部苦恼都发泄在了一根榆木树棒上。这根去了根梢的榆木树棒，就躺要他家院子的石炭和柴垛旁。

    他们家现在做饭和今年一个冬天的引火柴，本来早已经绰绰有余，根本不需要劈柴了。就是缺少劈柴，他们向来谁又亲自动过手呢？没了买几担就行了，不要需要张克南费这么大的劲！这根粗垃的榆木树棒，谁也不记是哪一年躺在他们家院子的；也忘了是什么人给他们送来的。反正一直就在那里堵挡些垛，防止摞好发的劈柴倒下来。

    张克南在接到黄亚萍断交信的第二天，就从副食门市部后边的院子里，带回一把长柄大斧头，一声不吭地破起了这根榆林棒。在本地的树木中，榆树的纤维是最坚韧的，一般人谁也不做劈柴烧——因为很难破开。

    张克南一下班就壁。他好多天实际上没有劈下来几声柴。他也根本不管劈下来了还是没劈下来。反正只是劈满头满身的汗，气喘得像拉风箱一般急促。但他一刻也不停地挥动着那把长柄斧头……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就回去仰面躺在床铺上，头枕着自己的两个手堂，闭住眼一句话也不说。

    他母亲有时过来看他这副样子，也一句话不说，只是沉着脸瞅他两眼。她内心有些什么翻腾看不出来，只是戒了一年的烟又开始抽上了。克南他你亲正在县党校学习，经常不回家。这个独院整天都静得没有一点儿声响。

    这一天，他拼命劈了一会榆树棒，又闭住眼躺在了床铺上，高大结实的身体像没有了气息似的，动也不动。

    他母亲进来了。这次她开了口：“南南，你起来！”

    张克南好像没听见，仍然一动不动躺着。

    “起来！我有个事要给你说！你像你没出息的父亲一样，二十几岁了，看窝囊成个啥！”

    克南睁开眼，看了看母亲的阴沉脸，不说话，仍然躺着。

    “我给你说！我前两天已经打问清楚了，高加林那小子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是马屁精马占胜胜办的！材料我都掌握了！”她脸上露出一丝捉摸不来的笑影。

    张克南仍然没有理时他母亲，他不知道这个事和自己的失恋有什么关系，淡淡地说：“前门后门，反正都一样……”

    “你这个窝囊废！我给你说，你妈前几天已经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控告了这件事。今天听县纪委你姜叔叔说，地纪委很重视这件事，已经派来了人，今天已经到了县上。他高加林小子完蛋了！”张克南一闪身爬起来，眼瞪着他妈，喊：“妈！你怎能做这事呢？这事谁要做叫谁做去吧！咱怎能做这事嘲？这样咱就成了小人了！”“放你妈的臭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爱人都叫人家挖走了，还说这一个钱不值的混帐话！我为什么不揭发控告他狗日的，一个乡巴佬欺负到老娘的头上，老娘不报复他还轻饶他呀？再说，他走后门，违法乱纪，我一个国家干部，有责任维护党的纪律！”“妈，从原则上说，你是对的。但从道义上说，咱这样做，就毁了！众人都长眼着哩！决不会认为你党性强，而是报私仇哩！咱不能用错纠错！”

    他妈抢前一步，上来啪啪地打了张克南几个耳光，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哭起来了；嘴里伤心地喊叫说：“我的命真苦啊！生下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

    克南手摸着被母亲打过的脸，眼泪直淌，说：“妈妈！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亚萍……我心里一直像刀割一般难受，我甚至想死！我也恨过高加林！但我想来想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亚萍不喜欢我，喜欢高加林，我就是再痛苦也得承认这个现实。你知道，我心善，从小连别人杀鸡我都不敢看。我一生中最害怕就是厌恶的就是屠宰场！我一听见猪的嚎叫，就头发倒竖，神经都要错乱了。因此，我也不愿看见在我的生活周围，在人与人之间，精神上互相屠杀……妈妈！我虽然才二十五岁，但我已经经历了一些生活；我之所以社会上朋友多，大家也愿意和我交往，就因为我待人诚恳宽厚……我也有我自己的缺点，性格不坚强，在生活中魄力不够，视野狭窄，亚萍正是不喜欢我这些。但她并不知道，我还不至于就是一个堕的落的人！亚萍！你不完全了解我啊……”张克南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胸口，先是对他妈说，后来又对他看不见的亚萍说，脸痛苦扭成了一种可怕的形象。他说完后，一下子倒在了床上，死沉沉的就像谁丢下了一口袋粮食……很久以后，克南才从床上爬起来。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院子里静得像荒寺古庙一般。

    克南出了门，在院墙根下急促地来回走了好长时间。

    地上丢了十几根烟把子以后，他出了门，直接向广播站走去。他找到黄亚萍，很快把他母亲给地纪委写信、地纪委已经派人到县里的情况，统统给亚萍说了，同时也说了他自己的所有心里话。他让亚萍看有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局面。

    黄亚萍听完后，先顾不上急，出口就骂：“你妈是个卑鄙的人！”她然后眼里闪着泪光，对克南说：“克南，你是个好人……”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迅速查清落实了。与此同时，高加林的叔父也知道了这件事，两次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让组织坚决把高加林退回去。

    眼下，这样的问题一直就是公众最关心的。这事很快在县城传开；街头巷尾，人们纷纷在议论。

    在县委的一次常委会上，这件事被专门列入了议题。调查的人列席了常委会，详细汇报了这个事件的调查情况。

    常委会的决定很快就做出了：撤销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送回所在大队；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无视党的纪律，多次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撤销其领导职务，调出劳动局，等候人事部门重新分配工作……

    专门的文件很快下达到了有关单位。马占胜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拜访领导，托人求情，说让他好好检讨，请求县委不要给他处分。后来，他看一切暂时都无济于事，就只好到处叫冤说：“啊呀呀，这下舔屁股舔到他妈的刀刃上了……”

    这几天，除过马占胜，另一个事中人黄亚萍也在四处奔跑，打探消息，找她父亲的朋友，看能不能挽回局面，不要让高加林回了农村。当她看见县委下达的文件后，才知道局面是挽不回来了。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她在心里喊叫着，不知该怎么办。她料不到生活的变化如同闪电一般迅疾；她刚刚开始了愉快，马上又陷入了痛苦！

    好揪扯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打滚。她无法忍受这个打击所带来的痛苦。她痛苦的焦点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