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俄国·契诃夫（中篇小说）_外国现代文学

栏目：外国现代文学　　　作者：佚名　　　热度：

　　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墙朝着田野，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二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1]。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